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(圖片來源：CFP)

　　新浪財經于2013年7月推出大型策劃“中國夢-我的夢”，特邀經濟學界泰斗厲以寧先生撰寫開篇《如何實現我們的“中國夢”》，厲以寧在文章中分析稱，實現“中國夢”離不開改革的深化，而由于產權不明晰，中國缺乏真正的市場主體，這成為改革的嚴重障礙、發(fā)展的巨大阻力，厲以寧建議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，并告誡，改革必須繼續(xù)推進，絕對不能半途而廢，中途停頓下來，否則可能前功盡棄。拖延，只能使改革為此付出的代價更大、更沉重。

　　北京大學教授 厲以寧

　　最近一段時間，在北京大學校園里，尤其是在我上課的課前、課間休息和下課以后，我常被學生圍住，我對圍在我身邊的學生說：“你們有什么樣的‘中國夢’”?他們都笑了，搶著回答我：“希望中國國家富強，人民幸福!”這確實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愿望。有些學生的回答有些不同，比如說，“希望大學畢業(yè)先找工作容易些，現在找工作越來越難了。”還有，“如果總是藍天白云，青山常綠，河水長青，沒有霧霾，那該多好啊!”更有的學生家里住在農村，這么說：“城鄉(xiāng)一體化什么時候能實現?越快越好!”看來，學生們把改革看得很重，認為不深化改革，不從抓緊改革著手，他們的“夢”是很難實現的。這就是希望所在，也就是振興中國經濟的動力的源泉。

　　實現各自的“中國夢”，都離不開改革的深化。要知道，世界上每一個國家，不管是已經工業(yè)化的國家，還是正在走向工業(yè)化的國家，都曾經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經濟轉型的階段，這是指社會經濟都需要從傳統(tǒng)的農業(yè)社會模式轉向近代或現代的工業(yè)社會模式。可以把一個公家從傳統(tǒng)的農業(yè)社會向工業(yè)社會的轉型稱作發(fā)展轉型。

　　然而，中國面臨的并非只是發(fā)展轉型。中國從1979年改革開放以后，所面臨的是雙重轉型，即一方面要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，以市場經濟體制代替計劃經濟體制，這就是體制轉型，另一方面則要從傳統(tǒng)的農業(yè)社會轉向工業(yè)社會，使中國成長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，這就是發(fā)展轉型。體制轉型與發(fā)展轉型重疊在一起，而且重點是體制轉型，即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為主，否則無論農村還是城市、農業(yè)還是工業(yè)都寸步難行。中國正是這樣一個雙重轉型任務交織在一起的發(fā)展中國家。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是不同于世界上其他發(fā)展中國家的。中國雙重轉型的艱難，也是史無前例的。

　　20世紀80年代，對中國來說之所以是一個探索的年代，一個“摸著石頭過河”的年代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這種情況一直延續(xù)到20世紀90年代，甚至延續(xù)到21世紀初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　　中國終于闖過來了。中國創(chuàng)出了自己的獨特道路：中國道路。中國在雙重轉型過程中，始終把產權改革放在改革的首位。這是因為‘在計劃經濟體制下’產權模糊不清，投資主體不確定，投資方的權利和責任不清晰，也就是說，中國缺乏真正的市場主體，從而成為改革的嚴重障礙、發(fā)展的巨大阻力。不僅國有企業(yè)和集體所有制企業(yè)如此，甚至連農民也這樣，農民沒有產權，更談不到有財產性收入。因此，中國的體制轉型和發(fā)展轉型，既然以體制轉型為主，那就不可避免的要以產權改革為突破口。20世紀90年代起，直到21世紀初，中國必然先抓緊國有企業(yè)的股份制改革，重新構造社會主義的微觀經濟架構，讓國有企業(yè)、集體所有制企業(yè)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。這才開創(chuàng)了走向市場經濟的新局面。而農村的產權改革，則主要從21世紀初展開，先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，林權證頒發(fā)到戶，林區(qū)農民的積極性大大調動起來了。接著，農區(qū)的土地確權也在試點地區(qū)陸續(xù)展開。這是農村新一輪改革的開始。經過土地確權，農民有了承包地使用權、宅基地使用權和宅基地上自建房屋的房產權，并都相應的有了權證。這是產權改革在農村的推動，它既保障了農民的合法權益，又促進了農村的土地轉移，還使農民獲得了財產性收入�？梢�，在中國的雙重轉型過程中，產權改革確實是最重要的改革措施，因為只有這樣，才調動了民間蘊藏的極大積極性，才重新塑造了社會主義的微觀經濟基礎。

　　從1979年到現在，中國的雙重轉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，但我們應當認識到，這一切都只是階段性的成果，還不能認為我們已經實現了目標模式，更不能認為我們已經圓了“中國夢”。“中國夢”將一直鞭策我們繼續(xù)努力，繼續(xù)前進。我們的目標是明確的：從體制轉型方面說，我們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;從發(fā)展轉型方面說，我們的目標是要實現工業(yè)化、信息化、農業(yè)現代化、城鎮(zhèn)化，簡歷現代化社會，使全國人民走向富強，使和諧社會得以實現。在我們面前，還有一系列改革正等待我們去完成。這里包括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、國有資本配置體制改革、財稅體制改革、金融體制改革、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、匯率形成機制改革、與城鎮(zhèn)化相適應的管理體質改革、城鄉(xiāng)社會保障一體化改革、教育資源均衡配置體制改革、科技管理和激勵體制改革等等。沒有上述這些改革，“中國夢”是難以實現的。

　　改革必須繼續(xù)推進。氣可鼓而不可泄，改革絕對不能半途而廢，中途停頓下來，可能前功盡棄。改革的道路上，必須知難而進。拖延，只能使改革為此付出的代價更大、更沉重。

　　還應當了解，中國經濟雙重轉型的過程中，我們所遇到的許多難題決不是靠政府的宏觀調控所能解決的。舉一個例子：現在已經出現了“社會階層凝固化”現象。跟改革開放初期相比，那是的大學畢業(yè)生的社會流通渠道是比較通暢的。無論是社會水平流動還是社會垂直流動，靠求職者個人的努力，往往可以找到比較適合的工作。到了現階段，大學畢業(yè)生的社會水平流動、尤其是社會垂直流動越來越困難了。不能埋怨這是大學生擴招所帶來的結果。一個有13億人口的發(fā)展中國家每年有六、七百萬大學畢業(yè)生，算什么困難?不少單位一方面感到工作崗位人手不夠，另一方面又感到人浮于事。這是為什么?這不是結構失調造成的又是什么原因?這種情況要通過結構調整和雙重轉型才能解決，僅靠宏觀經濟調控是解決不了的結構調整問題的。

　　改革已經進行到攻堅階段。“摸著石頭過河”這一形象化的比喻，在20世紀80-90年代是適用的，因為體制轉型和發(fā)展轉型的疊加，沒有前例可援，我們必須在探索中前進。但改革在現階段已經步入了深水區(qū)。水深了，撫著身子摸不著石頭了，怎么繼續(xù)前進?假定河底的石頭分布不均勻，摸著摸著，又摸回來了，又該怎么辦?所以一定要通盤考慮，統(tǒng)籌安排。改革領導者要站的高，看得遠，想的深，要有戰(zhàn)略家的眼光、膽識和魄力。這就是當前不少人正在談論的頂層設計。試點仍然是必不可少的。但有些改革不能試點，比如價格改革、利率改革、匯率改革等，因為某個地區(qū)先試行通過資金的流動會影響全局。像這樣的改革決策定了，就迅速在全國范圍內推行。重要的是要從整體上考慮，要有戰(zhàn)略眼光。

　　“中國夢”是億萬中國人的美好愿望，也是他們愿意為之艱辛勞動、忘我拼搏的實踐行動。沒有這種愿望，不會產生與此相應的實踐行動;而沒有相應的實踐行為，“中國夢”是無法成為事實的。愿望促進實踐，實踐完成了多年的愿望。盡管“中國夢”的實現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而且必定是分階段實現的，但只要大家齊心協(xié)力朝這個目標走去，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們前進的步伐，也沒有任何困難可以難倒我們，阻礙我們。

　　(本文為新浪財經邀請厲以寧先生為大型策劃《中國夢-我的夢》撰寫的開篇語，未經新浪財經許可，禁止轉載抄錄)

　　厲以寧簡介：

　　厲以寧先生為我國經濟學界泰斗，現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、博士生導師，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，中國企業(yè)發(fā)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。七，八，九屆全國人大常委、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，八，九屆財經委員會副主任;第十，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常委、經濟委員會副主任。主持了《證券法》和《證券投資基金法》的起草工作，因在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杰出貢獻而多次獲獎，包括 “孫冶方經濟學獎”、“金三角”獎、國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獎、環(huán)境與發(fā)展國際合作獎(個人最高獎)、第十五屆福岡亞洲文化獎——學術研究獎(日本)、第二屆中國經濟理論創(chuàng)新獎等。 因論證倡導我國股份制改革，被尊稱厲股份。